4月27日，韩国三星正式关闭其在中国大陆唯一一家网络设备生产企业——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并遣散了320人。

　　过往几年，三星在中国的用工人数大幅跌落，其工厂也渐渐由中国转移至东南亚。截至目前，三星在中国的用工人数不足3000人，而在东南亚地区的用工人数却达到了14万，比当年极盛时期的中国还多出4万。除此之外，三星去年在越南砸下的100亿美金的投资，更是占到了去年越南工业总产值的15%左右。

　　纵观这十年，我们会发现，外资工厂从中国撤离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显著的现象。而外资之所以大量涌入，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以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与廉价劳动力吸引国际公司，促使它们将工厂搬至中国。

　　所以，当时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累累硕果，主要来源于这两种所有制力量的增长：本土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外资企业的涌入。

　　不过，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2008年以后，大量的工厂开始从中国撤出。

　　第一起引人关注的事件发生于2009年3月，耐克关闭了它在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遣散了1400名员工，引发了当时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但相比于耐克，在2012年，另外一个运动鞋厂商阿迪达斯则做出了两个颇有意思的决定。

　　一方面，它宣布将在中国新开1100多家分店，另一方面，它也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的缅甸。

　　这两个决定看似矛盾，却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日益增长的内需是这些外资企业需要的，但是各种成本的提高又让他们被迫把工厂撤离。

　　人力的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这项优势正在慢慢丧失。

　　今年年初，新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趋近美国。不仅人均工资水平年涨幅位列全球第一，达到了8%，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工资水平更是远超东南亚国家，人均成本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度的2倍，印尼的1.8倍。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耐克与阿迪达斯可以一走了之，但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制造业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种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倒逼机制。

　　眼下，有的企业开始将生产线搬至东南亚，有的企业则尝试用机器人来替代一线的产业工人，而还有些企业，它们希望通过开发核心技术，升级产业来摆脱劳动成本的压力。

　　有一次，我在深圳的一家外资企业做调研，公司负责人正要将自己的工厂搬去越南。我问他原因，他说了两点。

　　第一个原因，东南亚的人均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中国。他说在深圳的工业园区，一个蓝领工人的月薪起码在5000元以上，加上五险一金及各种生活配套，起码要支付1.2万元人民币左右。但在越南，这个成本只有1000元人民币。

　　第二个原因，东南亚各国效仿30多年前中国的做法，在吸引外资上给予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这种外资工厂的大规模撤离，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在拥有2万多外企的广州，外企已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规模的62%以上，在上海，外资则贡献了全市2/3的进出口总额与工业总产值。而在苏州和厦门，这项指标也分别达到了67%和70%。

　　同时，这些外资工厂也给中国贡献了大约3000万的就业岗位，若再加上相关配套的内资企业，这个数据可能要再翻两倍。

　　中国经过40年的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外资的大规模撤离在未来的几年仍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景象，它们的离去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空间，也促使我们加紧反思该如何降低制造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降低税收与营商环境的成本。